22:56 作者：蒋明倬 来源：《生活》杂志
1
比杂乱更可怕的，是一成不变、毫无进取之心。
距长江不足200米的地方，其实看不到江。长江到了荆州，堤坝高于城市，从堤坝下来就是中山路。
整个下午没有一个人光顾，登霸电器的老板赤裸着上身依然汗流浃背，颓然地坐在店门口，和另外几个老板聊天，喊着店里正在上网聊天的女儿，送些水来喝。占满整条街道的，只有毒辣辣的阳光。
荆州市唯一的步行街 —中山路上，货车和出租车都堂而皇之地驶过，没有任何*、商家、行人对此提出异议。“是我们一致要求的，必须让车进来，要不生意更差。”登霸老板说。他拒绝告诉我他的名字，我只好姑且这么称呼他。
在这条长200米、宽五六米的街道上，大半的店铺都已经停业了，整条路空空荡荡，贵人鸟、苹果王、弗伦姿欧陆时尚名店、巴黎世家、匹克运动……
无数的店早已经人去楼空，断臂的塑料模特被胡乱丢弃在地上。欧美船王、扎西德勒藏饰还在甩卖，“全面清仓，一件不留”的海报已经旧了，留字已经被扯掉了一个角。耐克今年新款的运动服，打三折，依然无人问津。
荆州整座城市依江而建，从中山路走出去就是荆州市最为繁华的沙隆达广场，当地人还是喜欢称它的老名字——便河广场。晚上，广场上会有上千人在那里出没，坐在路边乘凉的、唱卡拉OK的、穿着旱冰鞋的、滑着滑板的小孩，满街乱窜，到处是卖玉米、卖水果的小贩。
几年前，中山路是个自发形成的五金批发、零售一条街，就像荆州其他地方一样，房屋破旧不堪，道路年久失修。荆州市在二十年间，城市规模都没有扩大，地方财政非常困窘，但觉得该做点什么，于是把旧城修缮了一下。中山路重修成了服装步行街，花岗岩路面，露天扶梯，规划好的两层楼的东方广场购物中心。
外表是光鲜了，但铺面并没租出去，整个二楼一直空着，扶梯从来没启用过。开服装店的全部亏本，陆陆续续地搬走了许多。我试着问一些当地人中山路衰落的原因，“位置不好，太偏了！”“买衣服的人都去北京路了，嫌这里远”，几乎每个人的理由都差不多。
从一个外来者的角度看来，这些理由并不成立。沙隆达广场是一个狭长的广场，广场的南边是中山路入口，广场的北边就是北京路，那里是荆州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地段，从中山路步行至北京路最多5分钟，一根冰棒没吃完就到了。
灯管、电线、电工工具，发着亮光的龙头……铺满了整个铺子。登霸老板个子不高，四十几岁，留着根根直立的板寸，赤裸上身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。十几年前，他从荆州下面的一个县 —公安县来到沙市，那时就开始做五金生意，三千块钱拉了一车货开始做生意，开始几年赚了点钱，没多久荆州的整体经济形势开始下滑，生意越来越难做。
“几乎没什么利润了，刚够吃饭的，”登霸老板的女儿今年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，入学费就要交1万，“给了她生活费和学费，我一年赚的钱就都没了。”
登霸老板每年的利润就只有两三万，平均月收入只有两三千，在荆州已经算是收入非常高的。
登霸老板最遗憾的是，在商品房400块钱一平米的时候没有买，现在已经涨到了2000多，他和老婆、孩子依然住在月租100多块钱的40多平米的老房子里。
虽然原来在中山路做五金生意的店铺有一些陆陆续续搬回来了，但是规模效应没了，生意寥落。不仅仅是中山路，就连沙隆达广场边的铺面，也依然有四分之一空着，“没人租得起。”登霸老板说。
2
荆州，本身就是一个显赫的名字，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—江陵，因为李白的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闻名于世。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，有34代帝王曾在那里建都。从春秋开始，荆州就是中国南方最大最繁华的都会，楚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里，这个名字反复被提及，三国里的“刘备借荆州”，唐宋时期李白、杜甫、苏轼等人顺长江而下，弃船登陆荆州进入中原之地。
这座江边的城市，在无数读书人想象中，该是那种宁谧、洁净、古韵悠长的小城，谁都无法想象，它会日益堕为失望之地。
一个历史的玩笑是，以江闻名的城市，现在水路却无法到达。无论是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，从宜昌、岳阳或者武汉到达荆州都只能通过公路，长江客运几年前就停运了。
我从岳阳汽车站搭上了去荆州的长途车。一天只有两班，破烂不堪的17座依维柯。除了司机和乘务员，只有三个乘客。靠近车门的位置，堆了莲蓬、破塑料袋、吃过的方便面盒、瓜子皮……无数垃圾，要迈过这个垃圾堆才能进入车里。车开出了城，乘务员拿起扫帚，把垃圾扫到路上，留下一路的烟尘。
岳阳到荆州根本没有高速公路，只有一条双车道的乡村窄路，虽然不到200公里，却要经过6个小时的车程，这个时间足够从北京走高速到沈阳（650公里）。
车在监利县要过长江，因为没有长江大桥，必须用渡船运送，几十辆来往的车堵在那里。路上没有高速路边的便利店，只会偶尔有些小摊，卖面条、包子和卤肉，所有的食物都直接裸露在38摄氏度的高温下，食物上方一米处吊扇不停地吹，依然挡不住乱飞的苍蝇。
途中并无风景可言，一马平川的汉江平原的农田，没有任何工厂，路边也都是毫无特色的白瓷砖蓝玻璃的房屋，通常一楼是铺面，二三楼才是住所。路上随时有农民挥手，带着鸡鸭上车。
一个满身酒气的40多岁的农民在小镇上车，亲戚来送，一次次地在车窗外把零钱塞给乘务员，又被醉汉丢到车下，如此折腾了五分钟车才开。没半个小时，醉汉就下了，车费应该只有三块钱。
司机反复地播放着一些十几年前的流行歌曲，《走四方》至少放了三四次，穿着假阿迪达斯T恤，腰上挎着腰包的乘务员大声地跟着一起唱；坐在我后面的一个乘客早已横躺在了座位上，呼呼大睡；一只脚从我的座椅靠背后伸了过来，几乎踢到我的脸上。那只脚大而黑、后跟已经皲裂了，随着车的颠簸，不停地在我面前摇晃，阵阵臭气几乎让我昏厥。
在我做记者五年的经历里，这趟汽车之旅相当特殊。在我去过的二十几个省份的城市里，比如东南沿海，都是豪华大巴，全程高速，十分钟到二十分钟，随时滚动发车。打扮得像空姐一样的服务人员，给乘客送矿泉水和面包，车内非常干净，空调总开到最大。在不那么发达的地区，比如东北、陕西、西南一带，虽然客流量不大，但乘坐舒适度和路况都不错。
各地长途客车的舒适度、方便程度直接能昭示城市经济的整体状况。荆州，一个从来没有通过火车的地方，不通飞机、不通客船，从其他地区进入这个城市只有公路一种途径。如此小的人流量，如此恶劣的交通环境，这个城市将会是什么样，无法可想。
3
抵达宾馆的时候，我随口问前台服务员：从沙市区到荆州区要多远的路程？
两个女孩子用诧异的目光打量了我几秒，说，出门过桥就到了，坐车只要三分钟。
当我后来只用一个半小时就走遍荆州，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愚蠢。
来荆州之前，我曾力图在网上搜寻荆州和沙市的一切资料，相关的报道非常少，只有因“活力28，沙市日化”广告语而出名的企业，还有零星的几篇，记录了它如何日益走向衰落，关于整个沙市的风貌无法从那些文字中获得。
网上最容易搜索到的，是一些同乡论坛。各个论坛上加精的都是同样的几篇文章，写沙市曾经的辉煌和现在的凋敝，那些在外乡的沙市人都热烈地讨论着自己家乡的发展。这种热情的极端表现，是彼此的憎恨，他们之间有清晰的分野，沙市和荆州虽然已经并市都属于荆州，但沙市人从来不对外声称自己是荆州人，论坛里点击率最高的是一篇名为《沙市，请将荆州抛弃》的文章。
1990年代之前，荆州和沙市是长江沿岸的两个城市。荆州虽然声名显赫，但经济落后。沙市在清朝末年时，就已经成为了棉花、粮食的转运交易中心，乃至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之时，日本人点名要求在沙市开埠。此后十年间，沙市成为湖北最发达的新兴城市，有“小汉口”之称。建国后，沙市之于湖北，如同上海之于全国，经济地位特殊，沙市之上，甚至没有“地区行政公署”的管辖，相当于湖北的直辖市。有几篇文章提到，1980年代，沙市在全国城市经济发展排名中居于第六，我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排名的原始资料，但沙市人显然深信不疑，而且至今对此念念不忘。
1990年代中期，沙市逐渐开始衰落。
很多沙市人把衰落的原因归结于和“穷亲戚”的合并，1994年，沙市和荆州合并组建荆沙市。“荆沙市，在国内一说出去都没人知道，还得不停跟人家解释。”沙市人陈震宇说。没多久，新的城市改名为荆州市，沙市成为下面的一个区。
现在荆州的经济在湖北省排在了倒数第二位，不要说武汉、宜昌，连襄樊、孝感都不如，所以被很多人称为“被遗弃的故都”。
也许是荆州、沙市各自的特色鲜明，而无论是从宜昌还是武汉的长途客车，都有到荆州的，也有到沙市的，所以我以为，荆州和沙市中间有一段距离。
实际上，两座城市早已经在几十年前就连在一起，城市的融合并非只是靠行政命令。荆州古城被城墙围住，只有4.5平方公里。从三国时期一直到民国，城区面积都没有变过。作为一座城市来讲，小得不能再小，相当于广州市番禺的一个楼盘—祈福新村的大小。沙市就在荆州的东边，更大一些，但主干道不过两三条—江津路、荆沙大道、北京路，打车只要一个小时，就能把整个荆州、沙市都绕遍了。
外来的游客曾经戏谑地说，“对不起，在荆沙，我既没有看到州，也没有看到市，我只看到了荆村和沙庄。”
无数人跟我讲，荆州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爱面子，所以非常在乎衣着打扮。
“如果是有钱人，就会去北京路，普通人就去红门市场。”陈震宇在咖啡馆暧昧的灯光里，告诉我荆州人逛街买衣服的去所。她是我前同事的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。
陈震宇现在还在荆州的一所大学—长江大学读研究生，人瘦得只有70多斤，说话声音像呓语，一紧张，就偷偷拉住男朋友的手。陈震宇穿着跟细如钉的高跟凉拖、廉价的素白裙子，出门随时都带着一把小花伞遮阳，但是伞原本褶皱的地方已见明显的污痕，我想，这把伞起码用了5年。
陈震宇从出生到研究生二年级，从没离开荆州。一两年前，还会去红门市场，买那种几十块钱一条的牛仔裤、花裙子。现在觉得要工作了，要有些像样的衣服，才去买北京路的牌子货。
我试图跟陈震宇表达我的看法，荆州人的收入太低，消费水平低，根本不足以支撑新的商业街，所以中山路的步行街才会发展不起来。
陈震宇不停地反驳我：“荆州人真的很讲吃穿，就是中山路位置不好。”我笑了，任何一地的人都有独特的自尊。
我特意去了荆州最好的一个购物中心—时代广场。美宝莲、玉兰油是那里最昂贵的护肤品品牌，资生堂、兰蔻、雅诗兰黛、SISLEY一类的品牌根本没有。ONLY、KAPPA一类的是店里最昂贵的服装品牌。荆州的购买力甚至不如温州下面的县。
在中部的地级市里跟荆州最相像的一个城市是广西桂林，购物中心最大的功能不是购物，而是娱乐，周末全家老小，都挤入购物中心看热闹，收款台前面却很少有人。在东北、山西这样省份的城市中，低收入人群大量存在，但依然存在大量的富裕阶层，高端购买力强劲。在那些地方，有煤矿老板、有暴发户，还有外企的高级白领。在荆州，这样的阶层并没有形成。
4
陈震宇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英语，但因为荆州基本没有能用得上翻译的企业，她读书期间打工就只能给人当家教，或者去小学当英语代课教师，每堂课可以赚10块钱。偶尔也会去给旅游团当导游，但不是英语导游，到荆州旅游的外国人太少，偶尔带一些从宜昌过来的团。这样一个月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，是荆州市的高收入阶层。
“珠海、东莞下面的一个镇都比这里富，满街的五星酒店、名牌服装店，那些人花几万块钱买衣服眼睛都不眨。”陈震宇的男朋友刚从珠海回来。
陈震宇男朋友薛维达也是长江大学的研究生，沙市人，那种少有的爱讲话的理科生。他父母原来都是沙市印染厂的职工，几年前离开了沙市，去珠海的一个培训学习机构做老师，每年假期，他都会去广东。
离开沙市的人，再回来，都会觉得沙市的落后太刺目，但一直留在沙市的人，都还觉得生活过得不错。陈震宇的妈妈，就非常满意女儿现在的状态，那么轻松就能够赚那么多钱。她妈妈很早就下岗，帮着亲戚做小生意，父亲收入也不多，所以父母最大的期望就是她能留校做老师。
在荆州，公务员、学校老师都是最让人羡慕的职业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稳定、福利待遇好，而是因为这两种职业薪水最高，每个月可以赚2000块钱，非常让人羡慕。
5
在荆州的第三天，我去了20年前最让沙市人羡慕的地方，玉桥小区。
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，是沙市最辉煌的年代。玉桥小区，代表时代潮流的一个群体，大量的国企工人聚居于此。沙市当时以棉纺、印染等轻工业为第一大支柱产业，一个小城里有三十多家属于这个行业的国营企业。纺织行业的工人是全市收入最高的，其他单位每月工资只有50块的时候，她们就有两百多块。住在玉桥本身就是有钱人的证明。
1990年代中期，和全国大多纺织企业一样，荆州的纺织企业大半衰落了，到现在还剩下几家在勉强维持。玉桥小区也不可逆转地破败了，1990年代初期建设的房子，已经像经过了上百年的危房。走廊的窗户通通没了，过堂风肆意穿过，整个墙体都被烟熏得乌黑。
38摄氏度的天气里，小区的楼下坐了大群无所事事闲聊的人，都是四五十岁的妇女，所有人都在盼望正式退休。
“现在每个月只能拿300块钱，正式退休了，就能拿700多。”一个穿着油渍渍的男式T恤的大妈告诉我，她以前在金翔纺织厂上班，单位效益越来越差，濒临破产，每个人只能领非常“可怜”的一点钱。
每个月买个煤气罐要100多块钱，买桶油要70多块钱，物价不停地涨，饭桌上再见不到荤腥。T恤大妈的儿子原来也是纺织企业的，在家里呆了半年才又找到工作，去了金鹏软件，每个月有900多块钱，在沙市那是一家非常出名的企业，T恤大妈非常高兴，那是太难得的工作了。“但是不给交保险，什么保险都不交”。
没有这么有出息的儿子的，就只能自己再想办法，高个女人在2000年工厂倒闭之后，去了东莞给别人做保姆，每个月包吃包住，赚500块钱。吃不习惯、气候不习惯，在广东就经常生病，换了两家主人，最后又回到了荆州。
“现在做些什么呢？”
“呆着。”
在玉桥小区的十几栋楼里，“只有烟厂、水厂的人过得还像个人样，其他的都不行”，所谓像样的、让人羡慕的，就
是每个月收入能有1000多块钱的那些人，其他人都无事可做，做生意没有本钱，整个城市的人都很穷，去赚谁的钱呢？
玉桥像是沈阳的铁西，规模上更小，但那些失落的面孔，残破的风景没有什么不同，差异在于，在沈阳的艰难转身中，人们会看到悲怆的一面，但总还能看到希望的影子。在玉桥，看不到希望。
我曾经联络过几位武汉大学、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，希望他们能提供荆州发展的思路，但失望而归。他们对荆州都相当生疏，“虽然去过，但从来没有调研过，不能妄加评论。”
在近两年关于“中部崛起”的讨论中，湖北的武汉城市群、湖南的长株潭区域，都曾经被反复谈及，都和荆州无关。我找遍了中国期刊网的学术论文，没有任何学者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有所论述。
6
荆州，成了被遗忘的城市。
不止停滞不前。从普通市民的观感，沙市的发展甚至是倒退的。在全国密密匝匝的铁路网地图上，江汉平原一直是真空之地，虽然孙中山建国方略里，就已经有了在此修建一条铁路的想法，但时至今日，也没有任何一趟客运列车从这里通过。
在薛维达小的时候，还曾经从沙市坐飞机去过广州，等他从武汉读完大学回到荆州读研，发现原来的航线也停掉了。没多久，长江上的客船也停了。
薛维达在武汉，非常厌恶那儿的嘈杂。“城市就像个巨大的工地，到处都在修修补补。”回到荆州，他才觉得，比杂乱更可怕的是一成不变、毫无进取之心。
10年内，荆州已经换了五任市长，城市发展依然缓慢。几乎每任市长都有一套思路，上任要发展旅游，下任又想发展工业，最近一任市长又重提“工业兴市”，但是还讲旅游要和工业并重。
我去参观了经济开发区，那里几乎集中了荆州所有的工业企业。
出租车在破旧的水泥路上颠簸，完全不见其它城市开发区的整洁，沿途基本没有人影，空荡荡的。汽车零部件厂、钢管厂、化工厂、印染厂一个个闪过，开车只需要10分钟，整个经济开发区就转完了。拥有崭新厂房的是汽车零部件企业，他们占据了靠近宜昌 —武汉高速公路运输最便利的地段。很多企业是给湖北十堰东风汽车做配套零部件的。
不同于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开发区，这里找不到任何IT企业、高科技企业、生物制药业，外资企业只有五六家，其中一家还是阿拉伯华人投资兴建的。
在从江津东路返回市区的时候，以非常独特的方式，让我记住了现在这座城市最出名的企业，沙隆达集团。那是一家化工企业，荆州少有的几家上市公司之一，沙隆达广场就是这家企业出资重修的，名字也由此而来。它下属的农药厂就建在城市的边上，两公里内都可以闻到令人作呕的臭味。
1980年代，一句广告词“活力28，沙市日化”，让很多外地人记得中国有个城市叫沙市，但那家日化企业没有进入经济开发区，还在长江大堤的老厂房。东家几经更改，品牌落入其它企业，又被重新购回，停产一年多后，今年企业才重新开工，继续生产“活力28”洗衣粉。但全国的日用洗涤品市场早已经被宝洁、雕牌等品牌占据。复产半年多以后，摆在活力28工厂右侧的便利店里的洗衣粉，依然是雕牌。
没有先天的自然资源，没有支柱产业，没有大量的劳动力，甚至没有一个全国知名的龙头企业，甚至与东北沈阳、鞍山、长春那样的老工业基地相比，它都没有坚实的产业基础，或者产业工人，呈现出来的就是“巨大的塌陷”。
7
在荆州最后的一天，我去了古荆州城。
在荆州市博物馆，我洞见了荆州的真正精华所在。那里有汉代古墓出土的湿尸“遂”，和他的一些陪葬品，精制的漆器、美轮美奂的丝绸、雕刻精美的木佣，甚至连他死去时穿着的麻布袜子，到今天都还崭新。在那个博物馆里，国家一级文物就有近300件，在全国市一级博物馆中排第一位。
整个博物馆的陈列品记录了一个强大的楚文化。世界上最早的黄金货币的出土地，最先进的青铜艺术的产地，最早的丝绸的突出地，十几把越王剑陈列在那里，国家和城市的强大感，从那些陈列的冷兵器中自然焕发而出。
在夕阳的余晖里，我爬上了古老的城墙，在南门的城楼上眺望城外的沙市，低矮的房屋一直延向天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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